My Family's Story-Returned to Shanghai - 2
2. 走进山阴路
1946年10月，父亲的突然归家让母亲和我们大感意外。父亲告
诉我们，他告假半年，以后可以多陪我们了。孩子们围着父亲欢呼着
，全然没有发现母亲眼中的疑惑。这突然的假期实在是太蹊跷了。父
亲没有隐瞒，稍后他便道出了实情。上海海关的控制权一直在洋人手
中，洋人上司对船员们总是颐指气使，随意地呵斥训骂船员。当无辜
的水手被打骂时，富有同情心的父亲都替他们抱不平，只是苦于敢怒
不敢言。可这天，洋人上司再一次在船上找茬，性格刚直的父亲不甘
心受到如此不公平的待遇，仗义执言，与上司理论。跋扈的洋人根本
没有想到眼前这个魁梧的大汉竟然敢据理力争，恼羞成怒的他便以出
言顶撞上司为名勒令父亲休假半年。表面上是休假，但是父亲知道这
件事还远远没有结束。哪怕洋人上司就此作罢，父亲还能回到上海海
关工作，但是以后依然处在他的欺压管制之下，工作断然没有以前那
么单纯。显然，这样骄横的人必然有着一副小肚鸡肠，他肯定会继续
刁难父亲。父亲也绝不愿意低声下气去给上司赔礼道歉，祈求他能再
给父亲一次机会。所以，此次归家，父亲在心理上已经做好了离开海
关的准备。
自从1933年从吴淞商船学校毕业后上船当二副开始，已经累积了
十多年的航海经验，加上父亲为人爽直，对朋友慷慨热情，父亲得到
了同行们的敬重。父亲过硬的航海技术让父亲很快找到了另一份工作。
11月，父亲在私营的上海南丰轮船公司工作，出任南盛轮船长。三个
月后，父亲转到上海民生轮船公司任黄海轮船长。1947年2月父亲回
到岸上，开始商量搬家事宜。
离开海关，最大的问题是房子。浦东的海关宿舍便不能再继续住
下去了，母亲又怀孕了，子女越来越多，父母亲不得不考虑新住所的
居住面积。由于上海涌入的人群越来越多，地价也越来越昂贵，房价
是越来越高。权衡之下，父母亲打算先租房子住。新租的房子位于虹
口区的施高塔路施高塔里（即现在的山阴路216弄）。虽然上海是中国
最现代化的城市，素有“东方巴黎”、“世界第六大都市”的称号，但
是它的文化韵味都凝聚在一条条的弄堂里。弄堂也成为上海城市独有
的文化代名词。20世纪，传统上海人的日常生活与弄堂密切相关。弄
堂的文化韵味和特殊气息让它成为诸多文学作品的背景，那些窄窄的
潮湿的长长的通道，好像漫无目的地延伸着。不管是鲁迅《且介亭杂
文》里的阿金，还是王安忆《长恨歌》里的王琦瑶，好像都是弄堂养
育了她们，滋养着她们的性格和人格魅力。有人说弄堂是没有秘密的，
谣言像空气那样在人群中自由传播；又有人说它是安全的，你能从中
找到久违的亲切和温暖；可还有人说它是最有人情味的，离开了它之
后总是想念它的各种各样的方便和好处来。实际上，这个名词是跟众
多普通的中下层上海百姓联系在一起的，是无数家庭的柴米油盐。哪
怕到今天，它仍然是这个现代化城市的一部分。父母亲都在弄堂里走
过了他们人生的最后时光，弄堂见证了他们的悲喜；他们的人生也丰
富了弄堂的深沉。当我步入夕阳之年, 再一次走进山阴路的两排梧桐
树下，看着那些陌生的面孔从弄堂老家的后门进出，我总会想，这些
人现在正在继续他们的故事吧。他们不会知道我的父母曾经在这里养
育了八个子女，不会知道现在走在路上的这个步入古稀之年的老人深
切地怀念着他的父母和那些五味陈杂的过往, 正是唐诗人崔护所诗:
去年今日此门中,
人面桃花相映红;
人面不知何处去?
桃花依旧笑春风。
然而, 作为上海标识符的弄堂并不完全是那里居民悠闲倘佯、桃
花春风的安乐窝, 它却会时而现出一股强大的漩涡, 随时将势单力薄
的居民卷入其中, 抛进毁灭的深渊, 显露它那狰狞可怖的另一面来。
父母亲租下的是一栋三层楼的的新式里弄房子。这个弄堂里有六
间门牌号，我家住在最后一栋, 因而它有比前面五栋稍大些的小院子
和稍寛些的后天井，每层有两个房间，厨房在底层的后面，加上二、
三楼间的亭子间共有七个房间，亭子间上面还有一个晒台。总的说来
，我们一家七口住来算是较宽裕的。加上后来在迁居后出生的三个妹
妹，十口人住来也算是足够的。房子面积大，房租自然也就较高了。
当时父亲想一下子把它买下来，为我们家庭营造一个稳定的住所。但
是这一带房子是在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所接收的敌伪产业——“敌产房”，
私人没有产权。而且，父亲的薪水虽然达到了当时技术从业人员的高
收入水平，但是家里的经济情况却与当时所有普通的上海百姓一样每
况愈下。从八年暗无天日的沦陷生活中走出来的上海人民在抗战胜利
后依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首先是治安，上海市政府还建立了“警
员警管区制”，对人民实行严格的防范措施，企图控制人民的思想言
行。这跟日伪时期的保甲制度如出一辙，甚至变本加厉。行动上的不
自由并不能让上海人觉得生活困难，最让他们痛恨的是国民党对他们
经济上的无耻掠夺。为了筹措内战经费和扶植官僚资本，国民党通过
收兑伪中储券的措施从百姓身上搜刮财物。在抗战时期，汪伪政府强
迫沦陷区人民使用他们发行的中储券，抗战胜利后，应该由法币兑换
1945年9月25日政策出台，所有善良的人们都惊呆了，兑换的比率竟
然为200元伪币兑换1元法币。百姓手中原本不多的伪中储券现在无异
于纸片，上海市场立刻掀起了大风浪。带着法币的“重庆人”趁机将
物资运往内地，泛滥成灾的投机贩运让上海的物资匮乏。上海市场的
物价成倍地狂涨起来。仅仅两个月时间，大米的价格便由每担4000
元法币涨到1万多元，食盐由每斤7元法币涨到56元……日用物资的价
格一天比一天高，但涨得最快的就是房租。一幢较好的住宅每月的租
金竟由7000余月伪币猛增到8000余元法币，整整涨了两百多倍！在
这场金融掠夺中，上海中下层市民的生活陷入了困境。父亲的薪水虽
然不低，但家中子女众多，开支较大，加上物价飞涨，家里的经济情
况就好像一个有很多漏洞的桶，洞越来越大，眼看着桶里的水是越来
越少了。当初期盼的宽敞的住所到最后不得不成为一种无奈的梦想。
1947年4月起直到政权更迭, 父亲一直在上海台安轮船公司担任
台安轮船长, 主要航行于上海和台湾各港口间。因为父亲在告假半年
后没有及时回去报到，父亲被上海海关除了名。不再需要看洋人的脸
色，父亲反而松了一口气。这段时间工作稳定，虽然休息时间很少，
但是薪水比在上海海关时要高，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家里入不敷出
的情况。正如当时所有的中国人一般，父亲只是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工
作，努力地经营着属于自己安定而幸福的生活，想要让自己的妻子和
儿女过上好一点的生活。父亲在公司的表现很积极，有了目标的生活
显得十分充实。虽然父亲热爱航海，一直兢兢业业地付出了自己毕生
的精力和热情，但是对于一个海员家庭来说，这并不是多么幸运的事
情。常年在海上颠簸的父亲此刻已经褪去了年轻时那股对海洋热血沸
腾的向往，体验到了长时间呆在船上的孤寂乏味和在风雨骇浪中的危
险艰辛，面对自己当初向往的梦想更多的是责任和使命感。家庭的牵
挂是父亲最甜蜜的负担，每次出航前，孩子们依依不舍的目光和妻子
担忧的眼神，总是让父亲心里感到一丝沉重。是自己选择的职业才让
妻子和孩子不能像别人那样享有更多的和亲人团聚的机会，而且让他
们在风起云涌的天气为自己担忧。想到妻子一人要照顾那么多的孩子，
独自面对生活的全部，自己却很少陪伴着她，一股深深的愧疚感就缠
绕在父亲的心头。这股愧疚感让父亲更加努力奋斗，心想好好干，过
几年有些积蓄了就能加入公司股份, 不用在年老时再在船上吃风浪了，
还能真正的住上属于自己的房子，过可靠而踏实的日子。
1947年6月11日，这个夏天又有一个孩子出生了。这是我的三
妹慧良。在这个刚刚搬入不久的新家里又有了孩子的啼闹声。迁入虹
口区后，家里的境况一切如常，母亲带着六个孩子生活。面对现实的
生活，母亲变得更加坚强，也更能面对孤独。长久地、一往深情地等
待着一个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家的丈夫，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但是
正因为饱尝了离别的苦涩，虽然自己的大姐和两个妹妹也都以海员为
夫, 母亲还是坚持着反对自己的女儿嫁给海员的想法。在对儿女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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