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两难：去留选择

    20世纪的40年代后期，怀抱激动心情的中国人民迎来了八年抗

日战争的胜利, 满心希望从此过上安定踏实的日子, 万万没有想到战

争的阴云依然笼罩着中华大地, 内战紧接着打响，华夏上空风起云涌

，战火又熊熊燃烧了一千多个日夜, 国民党军队败退至长江天险时,

面临败局的国民党政府还演出一幕幕的政治丑剧, 颁布金圆券货币新

政策, 大肆收刮民脂民膏后逃离大陆。记得当年怀有身孕的母亲也逃

避不了世俗利益的算计, 天天去排队想方设法调换节俭下来的工资积

蓄, 最终还是无法挽回经济上的损失。那时候，一些中国人还面临着

一个困惑的选择——去还是留? 父亲所在的台安轮船公司迁往了台湾

, 其时老板让父亲前去物色当地的住房, 并让母亲带了弟弟随同前去

作了现场察看, 指望我们举家当即迁往; 对于这样一个重大问题, 父

亲开始托故拖延，随着局势的紧迫, 公司送来了飞机票催促他赶快启

程, 这逼迫父母亲必须当机立断地作出选择。 

    父母亲对政治了解得并不多，从未想去参加什么政治组织或卷入

什么派系, 仅仅是从我们这个小家庭是否过得快乐安稳的角度去考虑,

父母亲在这之前也不太了解共产党是一个怎样的政党，但母亲的意见

很大程度上左右了这次抉择的取向。在母亲年轻的时茅丽瑛英女士给

过母亲无私的关怀和帮助。后来这位女士突然去世了，之后母亲便听

说她是一位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因为进行抗日救亡活动被敌伪特务

暗害。母亲认为，一个政党如果能够拥有这么关心人民疾苦的成员，

怎么也是为人民利益的, 不同于国民党的。母亲就是这样单纯地从它

的一个普通成员身上, 从对人民态度的对比中得出了对于一个政党的

总体认识。

国民党军队败退至长江天险时, 面临败局国民党政府出台新的金

圆券政策, 给原本不堪重负的百姓带来致命一击. 在那段混乱的日子

里, 父亲正远航在外, 怀有身孕的母亲心急如焚. 脆弱的市场变得疯

狂, 银行前的长龙队伍始终不消, 母亲顶了个大肚天天去排队也兑换

不成仅有的积蓄, 眼看手里的钱就要变成废纸, 慌乱的人群疯狂抢购

, 物价不停地往上涨, 每个商店都人头济济, 手持纸币却买不到东西

。等到父亲回来, 那多年来的积蓄已付之流水, 存款几乎都损失了。

经济上的重大损失让母亲对国民党当局极为不满, 更让母亲在观念

上对纸币产生了不信任感, 认为只有黄金和美元才靠得住. 母亲在她

后半生近乎苛刻的节俭似乎是这次损失对她深沉伤害的一个后遗症

, 只有明白失去的痛苦, 才懂得拥有的安稳。在这个什么都不可靠的

世界里, 连辛辛苦苦挣来的钱都不安稳了, 连当下的生存都拿捏不住

了。对国民党经济政策的愤怒, 使母亲对这个党彻底失望。

    虽然没有随公司迁移，父亲未必能逃避失业，这对担负着要养活

十口之家的父亲来说是很有些压力的。但他坚定地认为困难只是暂时

的，凭着自己过硬的航海技术不愁找不到合适的工作。这个决定的过

程免不了有些惶恐犹豫，但是一旦决定后，却感觉有种前所未有的超

脱。生活依然在继续，差不多在我小学即将毕业的时侯，上海城变换

了墙头旗。

    1949年5月28日，第一届上海市人民政府成立，这一天也被确

定为上海市解放纪念日。作为国民党及官僚资本集团争夺最激烈的地

方，当时的上海仍处在两军对垒之中，遭受着经济封锁和时而在长江

口及黄浦江沿岸的飞机轰炸, 因而受到缺煤停电的严重威脅, 让这个千

疮百孔的城市更加面目疮痍。1949年7、8月间，父亲出任私营大陆

轮船公司”大生” 轮船长职务，航行于宁沪一带运煤。由于有国民党当

局的飞机轰炸，父亲在他的一次出航中遇到了袭击。父亲不愿再冒这

样的风险, 回沪后即辞了职。这次经历拉近了父亲与新政权之间的距

离。新中国成立后，报纸上铺天盖地的招聘广告并没有让父亲头脑发

热。父亲认为私营公司虽然暂时待遇优厚些，但是并不长久，一旦有

些什么变故，便难以为继。受到当时有名的起义船长、商船学校校友

方枕流的影响，立志参加新中国的海运建设，而没有再接受任何一家

私营企业的聘请。当方枕流来沪招聘船长时，父亲便决定跟随他北上

大连, 参加国营海运工作。

父母亲租下的是一栋三层楼的的新式里弄房子。这个弄堂里有六

间门牌号，我家住在最后一栋, 因而它有比前面五栋稍大些的小院子

和稍寛些的后天井，每层有两个房间，厨房在底层的后面，加上二、

三楼间的亭子间共有七个房间，亭子间上面还有一个晒台。总的说来

，我们一家七口住来算是较宽裕的。加上后来在迁居后出生的三个妹

妹，十口人住来也算是足够的。房子面积大，房租自然也就较高了。

当时父亲想一下子把它买下来，为我们家庭营造一个稳定的住所。但

是这一带房子是在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所接收的敌伪产业——“敌产房”，

私人没有产权。而且，父亲的薪水虽然达到了当时技术从业人员的高

收入水平，但是家里的经济情况却与当时所有普通的上海百姓一样每

况愈下。从八年暗无天日的沦陷生活中走出来的上海人民在抗战胜利

后依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首先是治安，上海市政府还建立了“警

员警管区制”，对人民实行严格的防范措施，企图控制人民的思想言

行。这跟日伪时期的保甲制度如出一辙，甚至变本加厉。行动上的不

自由并不能让上海人觉得生活困难，最让他们痛恨的是国民党对他们

经济上的无耻掠夺。为了筹措内战经费和扶植官僚资本，国民党通过

收兑伪中储券的措施从百姓身上搜刮财物。在抗战时期，汪伪政府强

迫沦陷区人民使用他们发行的中储券，抗战胜利后，应该由法币兑换

中 储券。可是国民党政府迟迟不公布伪币和法币的兑换比率。等到

1945年9月25日政策出台，所有善良的人们都惊呆了，兑换的比率竟

然为200元伪币兑换1元法币。百姓手中原本不多的伪中储券现在无异

于纸片，上海市场立刻掀起了大风浪。带着法币的“重庆人”趁机将

物资运往内地，泛滥成灾的投机贩运让上海的物资匮乏。上海市场的

物价成倍地狂涨起来。仅仅两个月时间，大米的价格便由每担4000

元法币涨到1万多元，食盐由每斤7元法币涨到56元……日用物资的价

格一天比一天高，但涨得最快的就是房租。一幢较好的住宅每月的租

金竟由7000余月伪币猛增到8000余元法币，整整涨了两百多倍！在

这场金融掠夺中，上海中下层市民的生活陷入了困境。父亲的薪水虽

然不低，但家中子女众多，开支较大，加上物价飞涨，家里的经济情

况就好像一个有很多漏洞的桶，洞越来越大，眼看着桶里的水是越来

越少了。当初期盼的宽敞的住所到最后不得不成为一种无奈的梦想。

    1947年4月起直到政权更迭, 父亲一直在上海台安轮船公司担任

台安轮船长, 主要航行于上海和台湾各港口间。因为父亲在告假半年

后没有及时回去报到，父亲被上海海关除了名。不再需要看洋人的脸

色，父亲反而松了一口气。这段时间工作稳定，虽然休息时间很少，

但是薪水比在上海海关时要高，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家里入不敷出

的情况。正如当时所有的中国人一般，父亲只是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工

作，努力地经营着属于自己安定而幸福的生活，想要让自己的妻子和

儿女过上好一点的生活。父亲在公司的表现很积极，有了目标的生活

显得十分充实。虽然父亲热爱航海，一直兢兢业业地付出了自己毕生

的精力和热情，但是对于一个海员家庭来说，这并不是多么幸运的事

情。常年在海上颠簸的父亲此刻已经褪去了年轻时那股对海洋热血沸

腾的向往，体验到了长时间呆在船上的孤寂乏味和在风雨骇浪中的危

险艰辛，面对自己当初向往的梦想更多的是责任和使命感。家庭的牵

挂是父亲最甜蜜的负担，每次出航前，孩子们依依不舍的目光和妻子

担忧的眼神，总是让父亲心里感到一丝沉重。是自己选择的职业才让

妻子和孩子不能像别人那样享有更多的和亲人团聚的机会，而且让他

们在风起云涌的天气为自己担忧。想到妻子一人要照顾那么多的孩子，

独自面对生活的全部，自己却很少陪伴着她，一股深深的愧疚感就缠

绕在父亲的心头。这股愧疚感让父亲更加努力奋斗，心想好好干，过

几年有些积蓄了就能加入公司股份,